《表4 差异性分析：民间组织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研究——来自CGSS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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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研究——来自CGSS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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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1），同样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对子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的第（3）列与第（4）列。回归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民间组织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差异甚大。在中西部地区，民间组织成员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比非民间组织成员要高出21%，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东部地区，该系数却并不显著。这种差别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东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差异化的组织网络。根据上文的分析，民间组织成员借助于组织网络提高了其非农就业的概率。这种影响机制的一个前提在于，从属于某民间组织的农村劳动力在择业过程中会受限于旧的社会网络关系，这就是说，传统的宗族网络或者亲友网络由于局限于较小的地域内而无法对就业结果产生实质性的改善，新的社会网络却可以通过扩大信息搜索半径从而大大提高非农就业的成功率。东部沿海省份的开放程度高且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农村地区很早就卷入了市场经济与社会生产之中，以义乌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带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了包括车间生产、外加工、服务等在内的非农就业岗位。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早已渗透进农村社会，并从农村地区不断吸收劳动力以求进一步发展，加上东部地区优质的信息网络和基础设施，使农村劳动力关于非农就业的信息即便在传统人际网络关系中也不会受到限制。因此，其民间组织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就变得有限了。中西部地区则恰好相反，受限于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与农村地区仍然是分割的“二元”状态。民间组织网络能够扩展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没有非农就业经历的组织成员只有从这种全新的社会网络中获得知识和信息，才能改善就业选择。一旦民间组织网络取代了传统的宗族网络，其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就立刻显现了，但其促进的程度与范围依旧受限于这种新生成的人际网络的半径，这也与前述的理论分析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