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当下社会抗议研究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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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抗议的议题分类与研究路径——基于英文学界中国研究文献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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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种路径大致概括了社会抗议研究的基本演变脉络，基于这一脉络，本文将抗议的研究路径分为四种：怨愤路径、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和框塑路径。这四种路径源自国际社会抗议研究，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无疑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本文结合中国语境，对四者进行了细化分类（见表1）。就怨愤路径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两种剥夺类型都存在，如因影响到基本生存需要或者生命安全而发生的农民减负和环境抗议，抗议的目标在于维持基本的生存安全，此类抗议的发生即具有一定的绝对剥夺的性质；而就城市邻避和业主抗议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其损失并不会危及抗议群体基本的生存，但会伤害到与其他参照群体比较的公平感，抗议具有相对剥夺的色彩。从资源动员路径来看，在中国语境下首先表现为抗议领袖个人的社会关系；其次，对自组织的禁止政策也变相强化了对领袖个人因素的依赖，但对自组织的禁止并不意味着抗议中没有自组织的参与痕迹，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工人抗议中就有“单位”的作用，也有对传统型组织（如宗族）或民间组织（如老人协会）的借助；再次，媒体尤其是即时媒体在抗议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由于社会运动组织并不被允许成立，（功能类）NGO在一些领域越来越普遍，比如环保和劳工领域，帮助当事群体影响事件的演进。从政治机会结构来看，研究路径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即纵向的政府差异和横向的部门差异。前者着眼于中央在媒介宣传、政策制定与地方在政策执行方面的差距，“好的”中央政策往往被抗议者作为抵制地方非法行为的依据；后者着眼于政府职能分化以后的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差异，抗议群体往往借助某一支持性部门及其规定来抵制另一个部门的决定，如反水坝抗议中“以环保政策抵制某些工业政策”等。从框塑路径来看，不同时代及群体的抗议用来框塑自身利益诉求的话语体系明显不同，从类型上来看，主要包括90年代的社会道义话语框塑，和新式的法律话语框塑两类，此外，也存在少数借助文化性资源（如信仰、伦理和认知心智等）（Cultural Resonance）来框塑抗议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