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24类文明行为的性质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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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行为立法的可能与限度——以六部地方性法规文本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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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公私二分。密尔将个人生活划分为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两个部分，“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19）而“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20）进而才可以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虽然该学说不断遭到法律道德主义者的批评，但是反对者们主张国家享有道德判断权，可以将不道德行为非法化的核心立场，容易导致公民自由被打着法律旗号的道德强制所戕害，故这些批评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密尔的学说。正如英国1957年公布的《关于杀人犯罪和卖淫的沃尔夫登委员会报告》所言:“必须给私人道德与不道德留下一定余地，而这些，用简单和粗鲁的话来说:不干法律的事。”（21）类似的精神在我国宪法中亦有所体现。《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该条款既可以视作对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也可以解释出公民的“一般行为自由”，即公民的行为只要不存在外部损害即不受限制。综上，密尔提出的“伤害他人原则”对我们判断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互动关系仍有积极的价值。以此为关照，上述24类文明行为中的（1）（2）（3）（4）（5）（8）（9）（13）（14）（16）（17）（19）（21）（22） 属于公共事务；（6）（7）（10）（11）（12）（14）（15）（18）（19）（20）（23）（24） 属于个人事务。其中，“（6）志愿服务”“（7）慈善公益”“（10）友善宽容”“（11）乐于助人”“（12）见义勇为”“（15）无偿献血、捐献人体（遗体）组织及器官”“（18）用语礼貌”“（23）文明就医”“（24）拥军优属”要求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地作出特定的善举，进而关涉社会中的其他人，但是这仍不足以认定其为公共事务，因为即使个人怠于行动，也不会对他人造成任何损害，故而是否作出善举存乎个人而非社会。“（13）珍爱生命”比较特殊，看似仅属于个人事务，个人具有自主权，但是如果个人伤害甚至放弃生命，受到影响的不仅是自我个体，还包括人类群体的道德感情，这是不言自明的，基于家长主义的理念，宜将其归入公共事务。“（14）健康生活方式”较之于珍爱生命而言，与人类群体的道德感情关联较为疏远，因此当视其为个人事务。但是，从《武汉条例》的规范内容上看，立法者对“健康”的理解，似乎包括了个人生活方式对公共环境和他人的影响，此时又应当视为公共事务。同理，“（19）文明上网”也属于个人事务，但当文明上网指《杭州条例》涵盖的不购买明知是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和《青岛条例》包括的攻击、谩骂他人时，则可以视为公共事务。据此，笔者对上述24类文明行为的性质可以作如下（表4）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