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饮酒习惯与风险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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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习惯会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吗——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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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下同。

表2给出的是饮酒习惯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对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实证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是饮酒习惯对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估计结果，第（2）列是饮酒习惯对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估计结果。对于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饮酒习惯的影响系数为0.1650，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饮酒习惯会促进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即投资决策人有饮酒习惯时，其家庭会较多地配置风险资产，这与假设1相吻合。但是对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深度，饮酒习惯的估计结果却不显著，说明饮酒习惯不会影响家庭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究其原因，本文认为酒精对于人体大脑神经系统的刺激所带来的兴奋感具有即时性特征，因此会短暂地影响风险资产参与行为；而家庭风险资产的合理配置比例往往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调整过程，主要受到财富水平（徐佳等，2016）、金融素养（尹志超等，2014）和风险态度（王渊等，2016）的影响，此外笔者尚未发现饮酒习惯会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相关研究。本文还探究了部分控制变量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投资决策者年龄与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和配置比例均呈现倒U形关系，即随着投资决策者年龄的增加，家庭配置风险资产的概率先上升后下降，生命周期效应明显；家庭投资决策者为女性时，其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更大，并配置较高的比例，这与李涛和郭杰（2009）认为男性投资者更偏好于投资股票等风险资产的研究发现不一致，但与周雨晴和何广文（2019）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婚姻对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婚姻美满的居民会更多配置风险资产。拥有农业户口的投资者会较少参与配置风险资产，可能是因为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可能较多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生产需要配置大量的农用机械，从而挤占了风险资产的投资。拥有党员身份的投资决策者会较多地配置风险资产，这是因为党员身份往往代表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能积累较多的社会资本，进一步形成自己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中的成员通过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从而促进家庭参与风险资产配置。此外，投资者决策者有稳定的工作对于家庭配置风险资产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有工作往往代表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能降低家庭的收入风险，从而增加家庭对于风险资产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