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收购价格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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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依赖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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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国家对粮食流通价格强势干预是由于粮食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粮食是社会民众的“口粮”，当一个社会出现粮荒时必然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波及国家政局，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物资”，当一个国家粮食出现短缺依靠进口时，在国际上将受制于它国，国家粮食储备正是为了防备对粮食进口国的过度依赖。粮食的经济性体现了粮食的商品属性，它供求关系需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粮食“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强弱表现与国家粮食存量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当人均占有粮食低于300公斤时候，粮食体现出了“社会性”，粮食流通价格必须通过政府要给予宏观调控；当人均占有粮食量在300-500公斤之间时主要表现为它的“经济性”，粮食流通价格以市场调整为主，社会性服从于经济性；当人均粮食占有量大于500公斤时粮食流通价格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形成（邓大才，2001[6]）。我国由于人口多耕地少，粮食安全问题在每个省都是“省长负责制”，据国家统计局预测我国粮食短缺在2000—2020年间缺口在2000万—4000万吨，2020年之后在3000万—5000万吨。国家对粮食流通价格调控和粮食种植补贴，促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效果表现，中部和北方粮食主产区反应要强于西部地区。原因是西部地区粮食生产率低（见表2），如在2014年贵州的亩产量低于全国平均产量100多公斤，像云南、贵州、广西部分贫困地区即是所有的土地都用于种植粮食也很难保证“口粮”，在没有任何外部政策保障“吃饭”情况下，要让贫困户将“口粮地”换种其他的作物几乎不可能。而对于粮食主产区来说，他们是粮食的输出地，不为“吃饭”问题犯愁，种植结构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调整，如在1997-1999年全国粮食大丰收，市场供大于求，2000年粮食种植减少了333.33万公顷，而减少的区域主要在中部和北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