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0 行权业绩条件“踩线”达标与损益分类操纵 (控制管理层降低行权业绩条件达成难度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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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分类操纵——来自业绩型股权激励“踩线”达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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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怀特异方差调整的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统计量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未能列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结果留存备索。

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对本文结论是否存在影响，我们在回归分析中还增加控制了管理层权力指标（POWER）、滞后期负向应计盈余管理（LAGDA）以及业绩目标难度（DIFFICULTY）等变量。这是因为，管理层权力越大，其实施上述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就越强，而后两个变量则是直接捕捉管理层实施该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具体地，本文参考权小锋等（2010）的方法，选择以下5个维度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管理层权力指标:（1）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哑变量；（2）总经理的上任年限；（3）董事会人数；（4）内部董事比例；（5）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此外，考虑到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既能降低行权业绩条件，又能为未来业绩考核提供反转储备，我们控制滞后一期负向应计盈余管理的哑变量，即当上一期的应计盈余管理（DA）为负值时取值为1，否则为0..（1.5）。最后，我们还直接控制了业绩目标的难度。我们定义业绩目标难度为公司“目标扣非后净利润除以平均总资产”与行业同期的“扣非后净利润除以平均总资产”的中位数之差。详细结果展示在表10。可以看到，本文的实证结果即使在同时控制这些潜在影响后（表10的列 （7）、（8）） 依然稳健成立，这进一步说明管理层降低行权业绩条件达成难度的行为并不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