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变动的新旧体制的反馈环节中相互竞争的公共叙事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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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转换视域下的德国能源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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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下页表2所示，当政治变化溢出并影响经济和技术领域时，这个体制的适应性持续下降，而后又从这些领域反馈到政治话语中。当环境运动在德国政治/公共政策中成为重要议程后，德国于1991年推出支持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政策，并且在2000年得到显著增强。这些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导致技术进步，逐步实现能源生产的去中心化。因而从1996年到2011年，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消费占比从4%上升到20%（1）。去中心化的家庭小规模电力生产或者本地/地方合作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力市场结构，从而威胁到化石燃料—核能体制的稳固垄断地位。和传统能源相比较，德国可再生能源主要被之前并不涉足能源生产的新兴市场主体拥有。2010年，40%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为私人占有，14%为项目经理占有，11%为银行和基金会占有，10%为农民占有，9%为不包括四大电力企业的商业人士占有（2）。仅有6.5%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容量是被不太愿意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四大电力企业拥有，因为传统能源（比如煤炭）投资回报更高（3）。因此，支持旧体制的政治—经济反馈变得微弱：四大电力企业和他们的游说组织在这方面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丧失。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欧盟范围内电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力，也使得生产者无法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生产和传输绑在一起。其结果就是电力市场竞争加剧，支持规模化电力生产和传输的积极的技术—经济反馈机制亦变得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