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打假“强度”的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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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为的司法认定——基于已公开高级法院司法裁判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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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实践层面讲，“低效模式”的产生有诸多因素，在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主要是因为利益上的最低标准线设定过低等原因，导致旧《消法》第49条在实践中事实上处于无用状态。[12]随着13年《消法》修订后，第55条对惩罚性赔偿标准的提高，尤其是15年《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十倍赔偿制度的确立等因素，使得私权打假领域的激励功能被迅速释放，促使私权打假模式从“低效”模式迅速走向了“超强”模式。当然，从“低效”向“超强”的模式转换，并非说明我国私权打假领域的激励机制设计本身存在方向性的问题，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现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激励机制设定的非常到位。因此，我们要做的亦非“转向”，而是“调档”，让具有一些负面效果的“超强”模式，向既能发挥私权参与治理作用、负面效果又可控的“温和”模式进行转换。而在其转换路径（如下表所示）的规制当中，身份识别和行为规制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