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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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集聚与城市工业部门高质量发展——来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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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此外，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的批复建设视作准自然实验，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策实施的外生性或者随机性。但各城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影响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进展，城市是否获得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政策支持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为此，通过安慰剂检验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DID）避免政策实施非随机性干扰本文的估计结果。首先利用分样本II进行安慰剂检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一方面，将处理组城市的政策实施时间全部提前到2005年，采用2003-2008年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是否存在“虚拟政策干预效应”；另一方面，剔除样本中设立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城市，将其余样本城市分为设立开发区城市组和未设立开发区城市组，设立开发区城市定义为处理组，未设立开发区城市定义为对照组，并将开发区成立时间设定为政策时点，从而评估“开发区政策干预效应”。将政策提前到2005年后发现，倍差法估计量（Gin的系数）不显著，即不存在显著的“虚拟政策干预效应”。可以推断处理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之间具有共同的时间趋势特征，与图1描述一致，所以倍差法估计量适合用于度量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政策效果。本文将开发区城市设定为处理组后，倍差法估计量（Gin的系数）为负值且LSDV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存在一定的负向“开发区政策干预效应”。由于开发区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效应（王兵和聂欣，2016）[4]，开发区政策并没有提高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反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以上结论间接表明，本文估计结果可能高估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的政策效果，但是并没有对分析结论造成威胁。到目前为此，至少可以确定，相较于传统的开发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具有更好地环境表现，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集聚有助于城市工业发展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