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分组检验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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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友好交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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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近年来，中国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的投资增长迅速，并且在欧洲的投资仍保持一定的比例，遗传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许并不如全样本均值检验那样一概而论。因此，结合现有事实特征，本文将样本进行分组检验。首先，将全样本按照遗传距离的均值，分为“遗传距离较小组”即Ⅰ组和“遗传距离较大组”即Ⅱ组，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列（1）、列（2）。结果显示，遗传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在Ⅰ组，其回归系数为-0.39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Ⅱ组，其回归系数为0.453，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当遗传距离较小时，遗传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以由前文阐述的信任度和契约成本解释，但是随着遗传距离的不断增大，遗传距离的增加并没有阻碍中国到这些经济体投资，反而转为正相关关系。这一有趣的结论在全样本的均值估计中是无法发现的，本文认为这可从三方面解释：第一，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正式实施“走出去”战略，政府推动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政府在资金、政策及双边合作机制上的支持与保障，给予中国企业“走出去”很大动力，因此，政府推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及规模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能有效克服由于遗传距离过大造成的成本急剧上升给中国企业海外运营带来的困难。第二，民间文化交流有助于消除经济体之间遗传距离过大而造成的意见分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拓展海外文化交流，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统计，截至2017年6月2日，我国476个城市与五大洲1593个城市建立了243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友好城市的建立有利于增强中国与不同经济体人民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不仅能消除由于文化差异性引致的误解，也有助于双方经济商务活动的开展与顺利进行，因此，民间交流对于中国在与其遗传距离过大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树立了投资信心，增强了双方合作的信任感，有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开展；第三，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与多民族的融合共存有丰富的经验，虽然中国到与其遗传距离较大的经济体投资，“外来者劣势”会给中国投资者带来困难与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遗传距离较大的经济体有着吸引中国投资者的商机，中国人兼容并包的性格会让他们善于处理这种不同的文化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差异性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阻碍，较好地与东道地处理好投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