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基准回归:金融结构与向最优产业配置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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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结构、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最优产业配置框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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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在GMM回归中，2处依次报告的是回归模型的AR（1）、AR（2）以及Sargan检验值。以下各表同。

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金融结构是否能够加快资源配置向均值方差有效配置收敛，因此我们在表5中报告了式（1）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为固定效应模型（FE）的回归结果，分别采用基于规模的金融结构指标FS1和基于效率的金融结构指标FS2。在该回归中，考虑到某些部门固有的低波动率等属性，我们将国家—部门虚拟变量加入其中，并同时加入了部门—时间虚拟变量，以排除需求驱动或技术驱动的产业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干扰。无论是基于规模的金融结构指标FS1，还是基于效率的金融结构指标FS2，系数α的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表明金融结构化程度越高，实际点向有效前沿收敛越快，这说明了金融结构能够使经济体加速向均值方差有效配置收敛。该统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3）和列（4）为广义矩估计法（GMM）的回归结果，分别为基于规模的金融结构指标FS1和基于效率的金融结构指标FS2的回归结果。由于在我们的动态模型里，滞后的被解释变量出现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会造成一定的偏误，因此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来纠正这种偏误（Arellano and Bond，1991）。从表中结果可见，回归模型的AR（1）、AR（2）以及Sargan检验值，通过了GMM检验要求，说明本文回归分析选择的GMM估计框架具有合理性。在该方法下，对于基于规模和基于效率的金融结构指标，系数α的估计值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