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统治者拥戴程度：从体制性吸纳到建制性协商——从托克维尔悖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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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性吸纳到建制性协商——从托克维尔悖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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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yong—Man Ahn，“Elit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outh Korea，”，2003，P133[8]。

在实践中，建制性协商也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腾飞的一项重要经验。例如:在“汉江奇迹”时期，朴正熙政府颁布了阶段性经济发展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制定离不开体制内精英的指导。1961年，韩国设立经济企划院，肩负国家经济计划制定职能，任命国家副总理为该院首席长官。此外，还基于国家情况，颁布了相应的金融与产业发展政策，确立了未来以出口主导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同时，韩国政府也会定期召开每月一次的经济发展会议，邀请商界、学界、政界的专家来商讨经济发展大计，这为韩国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韩国的经济也由此开始进入了持续增长阶段。总的来说，朴正熙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印证了“建制性协商”策略的成功。第一，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体制内精英坚持引导着体制外精英发展，既在困难时期予以帮助和指导，又给予一定程度的制约；第二，建立政商合作关系，保持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制度化协商，保证了体制内精英能够广泛而及时听取体制外精英的观点以进行策略调整。因此，朴正熙政府拥有着相当高的支持率和较为平稳的政治体制。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