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8 城市投资集聚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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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与科技创新：倒逼还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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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式（4）中α1显著的条件下，即当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影响城市创新水平时，对式（5）和式（6）所示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投资集聚的影响以及城市投资集聚是否会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当β1与γ2同时显著时，则最低工资标准会通过影响城市投资集聚进而影响城市创新，并且城市投资集聚的中介效应为β1×γ2。此时，若γ1仍旧显著，则城市投资集聚是部分中介变量，除了城市投资集聚这一作用机制外，最低工资标准还会直接或通过其他作用机制影响城市创新水平；若控制了投资集聚的中介效应后γ1不再显著，则说明投资集聚是完全中介变量，最低工资标准仅会通过影响城市投资集聚进而影响城市创新水平，并不存在直接或其他间接作用机制。对式（4）至式（6）所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从回归（1）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标准抑制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与前述结论一致；进一步判断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投资集聚的作用效果，结果发现其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城市投资集聚；回归（3）中城市投资集聚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市投资集聚促进了城市创新。结合回归（2）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投资集聚的回归结果可以判断，最低工资标准抑制了城市投资集聚，进而对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其效果为0.881，约占总效应的47.14%。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中介效应是否稳健，本文还进一步进行了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结果依旧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会抑制城市投资要素集聚，进而抑制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假设3得以证实。同时，控制了城市投资集聚的中介效应后，最低工资标准的回归系数仍旧显著为负，这是由于最低工资标准还会通过提高创新成本、挤出企业研发人力资本支出等其他方式抑制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