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广东省5部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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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研究——基于28部地方性法规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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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28部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发现，地方立法“互鉴”及循守上位法规定有余，创造性回应地方需求明显不足。在立法体例上，地方立法为追求“大而全”，大多直接照搬上位法或者其他地方立法的结构体例。以广东省出台的五部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为例（表4)，2015年出台的《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采取“七章体例”（即总则；分类与投放；清扫、收集、运输与处置；建设与保障；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后续出台的广州、揭阳两市的地方性法规基本沿袭了《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的结构体例。在立法内容上，生活垃圾分类地方立法重复上位法的偏多，自主创新、回应地方实际需要的偏少，缺乏特色和创意。根据表4的梳理，《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三大机制”（即行政管制机制、市场激励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作为下位法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云浮市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在内容上予以大量重复、“抄袭”，缺乏创新和特色。譬如《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将失信惩戒、派驻监督员、信息公开等机制作为生活垃圾分类行政管制机制的内容，广州、揭阳、云浮和河源的立法也予以照抄、照搬。按照《立法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然而，广州、揭阳、云浮与河源的立法大量复制《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的内容，不仅会架空上位法，还可能因缺乏针对性而无法操作。需要指出，广州、揭阳、云浮与河源之间的立法也存在一定的同质性，诸多条款在内容（如生活垃圾分类的媒体监督）上“互鉴”较多，适用于地方实际的创制性立法并不多见，这难免影响各地方立法的可执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