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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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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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在省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表4是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列示了各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和稳健标准误的值。其中，第（1）～（3）列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第（4）～（6）列考察了普惠金融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第（7）～（9）列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第（1）列、第（4）列和第（7）列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和被解释变量家庭消费，第（2）列、第（5）列和第（8）列引入全部控制变量，第（3）列、第（6）列和第（9）列引入省份固定效应。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影响，普惠金融都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具体而言，在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普惠金融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0102，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家庭总消费，假设1得到验证。细分消费结构可发现，普惠金融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01，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0128，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普惠金融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高于生存型消费。普惠金融助推消费结构升级的原因可能在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消费品市场发展显著，为实现消费升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居民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28]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普惠金融缓解流动性从而释放消费潜力的作用下，当家庭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会倾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从而促进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与享受型消费转变，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已婚、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资产越多、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抚养比越高、家庭位于东部地区，会促进家庭消费；而户主为男性、户主年龄越大、劳动力年龄越大，会减少家庭消费，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