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居民贫困:IVP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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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居民贫困减缓——来自中国家庭调查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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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4中第(2)列为使用面板Logit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括号内为bootstrap标准误;表4中第(1)列、第(3)—(6)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0.1,**p <0.05,***p <0.01。

尽管上述基准回归中控制了个体、家庭以及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但仍可能存在影响居民贫困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尽量降低这种内生性问题所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采取如下三种方法:第一,代理变量法。家庭资产可以通过变现、分红等方式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即家庭资产可能是影响居民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以扣除未偿债务后的净资产构建家庭资产的代理变量。加入家庭净资产后,表4中第(1)列显示,与基准回归结果比较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第二,面板固定效应法。利用面板数据特征,我们在方程中同时控制年份和家庭固定效应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以期消除部分内生性问题。表4中第(2)列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在1.9美元的贫困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仍然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第三,工具变量法。首先参照Bartik(2009)的做法,构建一个Bartik工具变量,其等于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jt-1与时间维度上的一阶差分)53(DFItt-1的乘积。这是因为Bartik工具变量与所在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直接相关,但不会通过其他渠道直接影响居民贫困率,同时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