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贫困：门槛效应与时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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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居民贫困减缓——来自中国家庭调查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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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3是基于双向固定效应的结果，控制变量同表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1，**p<0.05，***p <0.01。

崔艳娟和孙刚（2012）发现受金融服务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将呈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形曲线（横轴为金融发展水平，纵轴为居民贫困发生率）。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是否也存在门槛效应，我们在实证模型中纳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二次项进行检验。在表3的第（1）列和第（4）列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居民贫困间呈倒U形曲线，验证了Kuznets假说。具体来看，在日人均消费1.9美元贫困标准下，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130时，其增加反而加剧居民贫困的发生，而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超过130时，其增加将显著降低居民贫困。这说明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囿于以互联网和电话为介质的数字技术在贫困地区较低的普及率和拥有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不利于贫困群体收入的增长，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不能降低贫困率。但随着政府相关扶贫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低收入家庭承担成本的能力逐渐得以提高，此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家庭的减贫效应将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