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稳健性检验:加入更多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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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损害企业技术效率吗——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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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对前面表3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计量实证的内生性问题主要包含两类:第一，反向因果关系；第二，遗漏变量问题。本文所分析的问题不太可能面临反向因果问题。由于单个企业的生产行为很难影响政府政策的变动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往往将政策变动视作外生冲击。因此对于内生性问题本文仅需考虑遗漏变量问题。由前期文献可知，融资约束和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效率存在着显著影响。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就越可能抑制企业的技术效率（陈海强等，2015）[10]。公司治理水平越低，企业的技术效率也越低（孙兆斌，2006）[18]。前文选取的公司财务指标和国有企业哑变量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影响，选取的股权集中度、机构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哑变量也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企业的治理水平。接下来进一步加入融资约束指标KZ指数和公司治理综合指标Gover变量（2）。另外，在本文的研究区间发生了一次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该危机也对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造成了负面的冲击，因此，我们进一步加入金融危机哑变量Crisis（3）。估计结果显示（见表5），融资约束指标KZ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融资约束的确降低了企业技术效率，这和陈海强等（2015）[10]得到的结论一致。而公司治理综合指标估计系数在固定效应（FE）估计中显著为负，由于公司治理综合指标（Gover）是衡量公司治理的反向指标，因此系数为正意味着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企业技术效率越高，与前期文献保持一致。金融危机变量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技术效率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反而在金融危机后由于产业升级等原因，企业技术效率有所提升。在加入这些潜在的遗漏变量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相比表3的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