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PSM-DID模型区分盈余管理方向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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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寻租如何影响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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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成本假说检验。在总结已有“政治成本”度量方式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两种“政治成本”的衡量方式对本文政治成本假说进行检验。一方面，本文采用销售净额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变量，为了克服数据的量纲差异，本文利用企业总资产进行了单位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按企业规模的均值和中位数将上市公司分为政治成本高和政治成本低两组。根据政治成本假说的推论，盈利水平更高和规模更大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当其从事寻租费用支出越高，则越倾向于隐藏利润、向下调节盈余。因此，本文预期相对于政治成本低组，在政治成本高组，寻租费用（Rent）与盈余管理（DACC）之间的系数应显著为负。研究结果显示，在政治成本较高的样本组中，企业寻租与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是，在政治成本较低的样本组中，企业寻租与盈余管理虽然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政治成本较高的企业由于更容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因而其管理层从事寻租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向下调节盈余，以规避可能引起的关注而导致的外部监督和调查。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说2a，政治成本假说成立。另一方面，本文利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作为外生事件，观测在外生事件冲击下，寻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变化情况。多元回归结果在关于中央反腐政策治理效应研究的表5和表6进行了反映。研究结论同样支持政治成本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