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功能·隐喻·观念：青铜纹饰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的功用——以郑国祭祀遗址编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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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隐喻·观念：青铜纹饰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的功用——以郑国祭祀遗址编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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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见，这一编列数量是整个东周时期在不同地域所遵循的范式。但从侧鼓音情况来看，差异性显而易见。除长清仙人台M5、M6纽钟侧鼓音较为一致，其他编钟侧鼓音则各不相同。就横向音列关系考察，侧鼓音扩充了#4、#5、7等音；从各钟正鼓音与侧鼓音音程关系分析，包括二度、三度、四度、五度等。这似乎打破了西周中晚期甬钟保持的三度关系，是否意味着双音关系的倒退？不然。纽钟一经创制，钟腔内正、侧鼓部位置便铸有音梁及清晰的锉磨痕迹，“音梁结构的出现，可能在音响学的原理上起到了增加编钟侧鼓音部位负载，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侧鼓音的充分振动，使其音量加大而使乐钟双音性能得到改善。”[20]因之，与西周时期的甬钟挖隧技术相比，在实现双音的音色统一和音响性能上，纽钟更胜一筹。如前所述，纽钟正鼓音打破了甬钟“五声缺商”和“徵不上正鼓”等规定，实现了五声俱全，真正朝着旋律乐器迈进。因此，纽钟音阶旋律的运行主要以正鼓部为主，而正鼓部中的圆形纹饰则起到强调正鼓音的作用，其所蕴涵的音乐学意义非凡。至于侧鼓音，应如孔义龙所言：“编钟正鼓音列与侧鼓音位在设置模式上并不是同步的，在正鼓音列采用一种基本恒定的结构贯穿于整个东周的发展过程中，侧鼓音位以对正鼓音位的追随为起点，才逐渐地开始了它的探索之旅。”[21](P253）青铜编钟的纹饰意涵既突破了商代浓重的宗教意味，又不拘泥于单纯的装饰作用，体现出音响方面的独特功用和深邃的音乐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