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H3-H4假设的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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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资源与企业精准扶贫：公益项目下的资本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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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工具变量。通过前文检验，在政治资源驱动下企业表现出积极的精准扶贫行为，但企业与政府的政治资源博弈并非一次性，而是在决策中相互影响、不断学习和调整的重复博弈过程[2，7]。一方面，企业当期兑现参与精准扶贫的承诺很可能是过往的政治资源收益在驱使它这么做，这也是目前回归模型主要解决的问题，即政治资源驱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但另一方面，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又反作用于政府，使其回馈更多的政治资源给企业。因此，政治资源与企业精准扶贫之间或许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选择公司所在地法治水平作为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两步法的Probit和Tobit工具变量模型对假设进行估计，尽可能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影响。法治水平对企业的政治关联或政治参与产生影响[21-22，62]，符合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性条件，而当地的法治水平与企业在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行为并无直接的理论联系，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条件。借鉴卢峰和姚洋（2004)[63]、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15]的做法，用当地律师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作为法治水平的代理变量。为降低时间干扰和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本文对收集的数据均进行滞后一期三年移动平均法处理。根据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法治水平工具变量满足与自变量相关性前提。表6和表7汇报了回归结果，从系数符号可知，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