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自变量对供给能力、响应能力和智慧能力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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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政治理性与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建设——基于中国地级市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建设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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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在0.05、0.01、0.0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

此外，本文综合比较了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对城市政府互联网服务的供给能力、响应能力和智慧能力三个递进维度的影响效应（参见表5）。从供给能力到响应能力再到智慧能力，民众需求、企业需求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从组建网上政府进行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的整合，到智能提供网上政务服务，公民利益诉求和以企业为代表的利益相关群体的诉求，对提高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在技术应用方面，从政府供给互联网服务，到主动回应需求，再到进一步提供智能服务，技术应用能力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技术应用能力虽然可以影响政府互联网政务建设，但是对于提高政府智慧服务能力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再次，在政治因素方面，官员任期年限对政府网上响应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压力对推动技术应用作用有限，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实现网上政务，但对进一步提高网上政务的服务水平的促进作用有限。基于同侪压力的府际竞争效应的检验显示，对于供给能力和响应能力来说，府际竞争的影响为促进作用，而对于智慧能力来说，府际竞争的影响为负，尽管其作用很小。本文推断，其原因在于，某一地域范围内某城市网上政务的发展对其他城市产生带动作用，例如，在“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的先行先试，对其他地方城市起到引领作用，山东省“一次办好”、贵州省“集成服务”、上海“一网通办”等改革措施不断涌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已成为燎原之势。但是，随着技术应用的演变，府际竞争对网上政务的深入发展的影响降低，政府应用技术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发展的考量。例如，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领先，除却区位优势外，贵州省发展大数据更是想要通过大数据产业来带动商业、交通、服务等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因此，政策需求是重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