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皇统三年前任太常官职人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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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太常寺的设置与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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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1中可以看出，金太宗时，刘筈、韩昉二人因率众归降和被金索回方式入金，并被授予太常官职，王曾瑜在《金熙宗“颁行官制”考辨》[6]一文中指出，“金朝建立之初，落后的女真族根本没有整套官制，不过是首先逐步照抄辽制……金朝初年，一些自辽降金的官员传记中，其官衔亦复如此……少卿和卿都类似于宋朝的寄禄官”[6]。吕嗣延本“昌中进士，历安德州中京内省判官”[7]423，辽亡后入金，后因“王师南伐太原，以劳迁太常少卿”[7]423。可见，刘筈、吕嗣延、韩昉三人曾仕于辽、宋，入金后被授予的太常官职只是一种荣誉官称，不具有职事功能。施宜生本“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试学官，授颍州教授”[5]1786，后因“齐国废，擢为太常博士”[5]1787；宇文虚中则因金“兴兵伐宋，已留王伦、朱弁不遣，虚中亦被留”[5]1791被迫入金，后朝廷“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5]1791，至熙宗天眷时“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5]1792，以上二人皆为熙宗初年任太常官职。综上所述，金朝初年出现的太常官职，其授予事实上承袭辽、宋之制，史载辽朝“耶律俨子处贞为太常少卿”[8]786，宋代太常寺曾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博士四人……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9]3882-3883，这一时期金代授予的太常官职事实上具有一定的表彰性，且授予实质是统治者为奖励归降官员的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归降官员情绪及继续吸引归降民众，同时，官职在辽末金初这一特殊时刻授予，有利于官员减少反抗，维护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