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三种模式的治理方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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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才振兴的模式比较及其延伸——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多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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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要旨在于通过合作式整合，实现习近平要求的“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9]，建设一支支撑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因此，为实现合作治理，浙江“湖州模式”、湖北“咸宁模式”、重庆“永川模式”分别通过《湖州市打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行动方案》《湖州市打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2018年行动计划》《湖州市关于高水平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市的若干意见》《咸宁市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见》《咸宁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重庆永川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重庆市永川区民间乡土人才分类评价标准（试行）》等文件，以制度化供给（正式制度）方式明确了乡村人才振兴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行动计划和保障措施。但是，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来讲，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又有所不同（如表3）。浙江“湖州模式”非常强调“信任”这一关键性整合，因为“在成员间组成相互合作和信任的积极的组织间关系是重要的”[10]，在乡村人才振兴的“市校共建”实践中，湖州市和浙江大学在互补价值导向下分别成立负责校地合作的领导小组，各方书记和市（校）长挂帅组织机构领导，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通过年会、季会、月会畅通工作对接机制，有效推动了市校深度合作，加深了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湖北“咸宁模式”则把情感性承诺作为实现合作式整合的重要法宝，该市不仅对乡村高层次人才通过实施“一对一”服务，提供定制化和集中化服务，而且对还乡人才，开通“回归创业”服务热线，为有意愿回归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政策、创业担保贷款、人才招聘等“一条龙”服务[11]。重庆“永川模式”实践中，该区不仅强调公务人员，尤其是部门“一把手”的责任担当，强调乡村人才培育经费、扶贫惠农项目资金领域的专项整治和严格问责制度，而且在基层治理中大力弘扬乡贤文化，通过不同层次中坚力量的责任担当，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合作式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