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双边关系—政府认同—投资风险”的路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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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社会嵌入性治理机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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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变量通过显著度为0.01、0.05和0.1的假设检验。表3～表7同。

按照假设1的预设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拟合，图2以直观的形式反映了投资风险的国家治理模式，表3则报告了“双边关系—政府认同—投资风险”的路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双边关系对政府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影响路径明确，影响程度为0.756；政府认同对投资风险具有负向的影响效应，影响路径明确，影响程度为-0.121。AMOS软件运算的图1的2值为1022.820，通过了α=0.001的假设检验，模型拟合很好；拟合优度指数RMSEA=0.129，模型适配性不错；相对拟合度指数CFI=0.819，RFI=0.820，NFI=0.810，拟合为优。总体而言，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研究假设1得以验证（详见表3）。但政府认同对投资风险的标准化影响系数（-0.121）并不高，这可能是因为不管是双边关系还是政府认同，均是针对执政党政府进行的测量，而目前“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来源主要是在野党和西方势力的阻挠。因而通过两国执政党高层互动建立起来的政府认同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执政党政策变动带来的投资风险，但难以抵御在野党和西方势力阻挠带来的投资风险。这也说明投资风险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待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