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中介变量的滞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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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是否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兼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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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为进一步考察“营改增”政策效果评估中各中介变量“滞后效应”如何发挥作用，以前述中介效应模型为基础进行考察。机制效应的滞后效应检验，我们同样运用增值税变量与营业税变量的比值来表示“营改增”试点变量，依次对公式（8）进行不同滞后年份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营改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虽然显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对滞后一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除模仿创新投入外，“营改增”通过自主创新投入、工业化程度、金融发展程度以及资本深化等四个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滞后时间为两年的计量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自主创新投入、工业化程度以及资本深化三个变量具有积极影响。滞后三年，“营改增”只通过自主创新投入、工业化程度两个变量对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营改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意味着，在“营改增”政策实行的四年半过程中及其彻底推广到全行业以后，当期政策效果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营改增”当期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全要素生产率是持续改善的。可以看出，为进一步维持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辅以其他政策措施。综上所述，假说H3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