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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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抗争史的“政治性”考评——基于斯科特和印度底层学派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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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两种抗争史及其“政治性”的理解对于国内底层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多数研究属于简单借用。既存在拆解宏大叙事，赋予农民日常抵抗的政治意涵，也不乏从“政治社会”的视角讨论农民抗争及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抑或是将“政治社会”作为探究中国基层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框架，并据此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以身抗争”“有限国家”等一系列解释向度。然而，斯科特与印度底层学派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做的理论反思。斯科特最初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探究工人阶级运动，但是战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等运动已不占社会运动主流，随即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田野后找到了“反资本主义”的小农，以此作为探究战后底层自主性的主要研究对象。印度底层学派是在议会制民主遭受危机、工人农民运动低迷、民众消极情绪增长的背景下，探寻书写底层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研究日益分化，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不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相径庭，而且与同为第三世界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虽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上，一部分研究能够被中国学者引用，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理论解释的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而且，中国当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基层问题主要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度变迁引起的，这与斯科特寻找“激进的反抗行动者”以及印度底层学派试图重塑印度民族历史存在本质上的差异[25]。因此，中国学术界不仅需要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两种抗争史及其“政治性”分析框架加以检视，更需要在中国的本土实践基础上建构研究理路和学术资源，并逐步推动中国理论的生产和拓展。总之，底层抗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正式制度之外的利益表达方式，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抗争政治在流变和复杂的社会语境中不断地重塑其意义。因此，对于底层抗争“政治性”的分析和解读，需要回归到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底层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深入理解底层的生活谱系及其行动过程，才能够更好地续写抗争政治研究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