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第一阶段（2014年）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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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境关心对绿色出行的影响——基于北京市地铁客运量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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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水平。考虑篇幅等原因，未报告AR项和MA项的回归系数，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下同。

综合表2～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整体上公众环境关心对北京市地铁出行行为的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显著，说明绿色出行行为越来越受到公众环境关心这种认知层面因素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从改变个体行为的角度，我国公众环境关心水平对于改进我国环境治理的作用正在日益明显和加大。这种变化趋势提示着当前提升我国公众环境意识和环境关心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通过对比公众环境关心各内涵指数，发现这种认知对行为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公众环境行为关心、环境态度以及环境政策关心。其中，环境行为关心的影响要大于环境态度，而环境态度的影响要大于环境政策关心。这可能是由于环境行为关心是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认知层面因素，这种关心可以理解为公众环境行动意向或者环境行动诉求，因此公众环境行为关心的变化对绿色出行的作用最大也最直接。另外，环境态度体现的是环境关心的最基础层面，是一种生态价值观和环境意识的体现，因而对环境行为有着广泛和一般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研究阶段都没有发现公众环境污染关心、环境知识关心以及环境参与渠道关心等对地铁客运量的影响，但公众环境政策关心却在2015年和2016年对地铁客运量有显著作用。这说明公众环境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政府自上而下环境治理政策的影响，公众对这种正式环境规制政策越关注、诉求度越高，就越有可能采取绿色环保行动。第三、通过分阶段的实证研究，本文除了发现公众环境关心对环境行为的影响随时间而趋于加强外，还发现节假日等日期效应对绿色出行的影响也在不断上升。通过比较回归系数可以发现，节假日效应使得地铁客运量下降比率从2014年的27%上升到2016年的53%以上（1）。这表明地铁这种绿色出行的方式主要是承担了通勤出行的功能，并且这种功能在近年来日益显著。或者说，公众选择地铁出行更多是基于通勤考虑，环境关心水平虽然会提高地铁客运量，但还没有成为公众选择这一绿色出行方式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