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抗战建国歌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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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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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教委教育组主任李抱忱认为，自抗战以来，“抗战军兴宣传工作收效尤宏，要能唤起全民敌忾同仇心理，自非利用音乐不能激发热烈情绪”，（20）而且“这次的战争暴露了我们许多的弱点!我们觉悟了民气之蓬勃和民族之团结是抗战和建国两方面如何重要的因素，我们明白了音乐是激励民气，团结民族如何有效的一个工具”。（21）因此，为充分发挥音乐在抗战的巨大作用，音教委在重组的当月就迅速组建了“教育部实验巡回歌咏团”，编印了《抗战建国歌集》（见表1），供该团及各省、市、县、镇新建的歌咏团使用。歌咏团在近两年的时间里（1938.9—1940.7），共走访了四川、贵州两个省的40多个市、县、镇（见图1、2），帮助并指导各市、县成立歌咏团。期间，他们每到一处，都会通过演讲、座谈会、音乐会等形式，“大声疾呼，竭力反驳，曲尽辩正，随时随地予与痛斥，使我大后方民众明白晓然，使其激发良知，引恨敌奸”。（22）同时，他们还利用“庙会、酬神、结社、茶肆”等机会，举办各种“抗宣音乐会”，“分派团员到各祠堂、县府、街道张贴标语，宣传抗战，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每次举办音乐会，都会吸引上千人来观看，有时可达2000余人（见图3），（23）屡次刷新当地“抗战宣传大会新纪录”。（24）歌咏团所到之处举办的抗战宣传音乐会，不仅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更得到了该地政府、新闻报社的大力支持。如贵阳的《中央日报》就开辟专刊对歌咏团的抗宣音乐会进行了报道。此外，他们还会根据当地实际的抗战宣传情况，随时调整演唱曲目。如1940年伊始，歌咏团在到达贵阳后，为“适合一般社会的水平及抗战宣传之用”，立即“召开音乐谈话会及歌词审核会”，并根据需要，“增加了四部合唱《民族至上》《我愿》《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们是游击队》，男声合唱《赴前方》”等民众耳熟能详的抗战歌曲。（25）从结果来看，国民政府认为此次实验巡回歌咏团的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他们既帮助了各地“以音乐为抗建工具从事宣传，唤起全民热烈情绪，……提高内地音乐水准”，（26）又收获了诸多宝贵的抗战宣传经验，例如歌咏团就“认为要想更好的推进抗战歌咏宣传工作，就需要从下层做起，最好能从谦卑肤浅的方式入手，更为完善”，（27）以上这些工作都极大地推动了大后方抗战宣传工作的顺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