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TFP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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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竞次”还是“竞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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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下同）。括号内为t值或者z值。

表4的实证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指标还是财政支出分权指标，财政分权变量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FDI指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商投资的“竞赛”实现的，表现在空间外溢系数β0显著为正。但是对于研发投入指标，表现为财政分权抑制了研发的投入，虽然这种抑制作用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至少说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研发投入并没有表现“趋优竞赛”的特征。在“要素的扭曲”效应检验结果上，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指标还是财政支出分权指标，财政分权变量对教育与医疗的投入影响显著为负，对于产能利用率影响显著为正，空间外溢系数β0显著为正。这表明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财政投入具有“逐底竞赛”的特征，而在产能利用率上则呈现了“趋优竞赛”的特征。但是本文的理论机制分析试图阐述财政分权体制所导致的投资冲动会有损资源配置效率，或者说财政分权体制对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应该没有正向作用。这里本文对产能利用率的度量为2000-2012年，如果把时间限定在金融危机后的阶段，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变量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影响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负影响。以上回归结果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的“趋优竞赛”实现了“资源的优配”，进而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在教育和医疗投入上则呈现了“逐底竞赛”的特征，在产能利用率上没有展开“趋优竞赛”，存在“要素扭曲”的可能，进而不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