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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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价值——基于社会责任的遮掩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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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下同。

本文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1）、（2）、（3）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所列。第一列境外居留权（RESID）的系数与企业价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控制人境外居留权造成了企业价值的损害，假设2得到验证。第二列RESID与社会责任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正相关，说明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假设H1得到验证。从第三列可知，CSR的系数c2为0.048，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通过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存在中介效应。此时，再看模型（3）中RESID的系数c1，此时RESID的系数为-0.009，在10%的水平上显著，b1c2（0.041×0.048）与c1（-0.009）的符号相反，说明社会责任在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价值之间发挥了遮掩效应[31]。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降低了境外居留权对企业价值的损害。民营企业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价值的相关系数为-0.007，在10%的水平上显著，境外居留权降低企业价值。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对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抱有一种成见，这与现实中媒体和社会公众对这类企业的态度完全相符。在现实压力下，实际控制人需要向社会公众传递一种积极和负责任的信号，表明自己拥有境外居留权并不会“金蝉脱壳”而跑路，因此，积极而且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是他们证明自己、塑造自身形象、缓解外界压力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我们发现境外居留权和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相关系数0.048，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学者的主流研究结论一致。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相关系数的乘积为0.002（0.041×0.048），社会责任的遮掩效应抑制了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企业价值的降低和损害。控制人为了缓解自身政治压力的社会责任行为绿领巾，客观上降低了2 2.22%境外居留权本身对企业价值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