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模型 (1) 的实证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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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交易、女性高管与企业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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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第2~5列报告了对H2的检验结果，交互项Female×RBT与BTD、ETR、DIFF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与BTD_res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女性高管可以缩小关系型交易引发的账面税负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提高企业实际税负，H2得以证实。在H2的基础上，本文把女性高管替换成女性CEO，并构建交乘项CEO×RBT以检验女性CEO对关系型交易引发的避税行为的影响。表5第6~9列报告了对H3的检验结果，交乘项CEO×RBT与BTD、BTD_res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DIFF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ETR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女性CEO高管非但不能抑制关系型交易引发的避税活动，还显著加强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假设H3b得到验证。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能是:CEO的薪酬虽然受企业业绩的影响较大，但是提升业绩的方法除了依赖日常经营，激进的财务政策也能达到提升业绩的效果[8]。国内上市公司CEO的平均任期一般为3.58年[21]，且女性CEO的任期短于男性CEO的任期[22]。考虑到关系专用性投资具有相互“套牢”的特点，关键供应商、客户在短期内终止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也会给自身带来巨大损失。因此，部分女性CEO可能会利用关系型交易这种特殊的交易方式作为“挡箭牌”进行更为激进的避税活动，以完成任期内的业绩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