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2 0 1 5 年群团改革以来各地工会组织的改革路径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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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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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工会组织，通观当前工会组织“去四化”“增三性”的改革路径及举措，可以发现：各地纷纷采取了科层再造、组织吸纳、组织扩张、组织延伸等改革策略（见表3），改革的核心特征是组织网络的延伸和拓展，即“提升结构邻近性”以解决数量维度上的工会组织困境。这类改革策略，为社会整合创造了“接近职工群众”的必要前提，强调链接、覆盖个体原子化存在的群众并分领域实现不同程度的组织化。尽管有助于提升组织合法性，但对于更高维度，即组织绩效层面的替代性问题，却助益不大。因为在宏观层面，工会组织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政策环境，而是受到增强组织合法性的激励、规避各项政治和社会风险等多重影响；就服务对象而言，职工群众的异质性已大大增强，个性化需求不断凸显，物理距离上的接近，并不能大幅提升其在职工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且仅靠各级工会工作人员，力量仍显单薄；与此同时，满足职工群众多元化需求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如基本生活保障、民主权益维护等需求，其既可以选择购买市场主体的服务，也可以求助于劳工NGO组织或其他群团组织，这些组织同样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地提升服务质量。在这样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竞争格局中，要解决工会组织网络的替代性困境、实现工会组织的社会整合，仍需视工会组织能否整合劳动关系领域相对发育成熟的社会组织。在“接近职工群众”的同时，也能填充党和政府与劳工社会组织之间的“结构洞”位置，即“执政党通过工会代表职工意见、维护职工权益、服务职工需求来凝聚职工群众；职工群众通过工会形成组织化的平等诉求以提高自身地位、维护自身权益”。正如“结构洞”理论所强调的“桥梁强度”：“信息利益被期望在所有强的或弱的桥梁中流转。”“一个战略性玩家建立‘效率—效益’网络的任务就是集中资源维持桥梁关系。否则这就与弱关系理论的实质一样，桥梁会自动衰落成其自然的弱关系状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