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箱式治理”的治理类型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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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式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边界与实践效应——以湖北省京山市乡村振兴探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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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效应来看，有效治理还存在效应高低的差别，既存在高效治理，也存在低效治理，且两者都属于有效治理的范畴。在“箱式治理”中依据自治线来判别治理类型，即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组合状况，它们在治理成本上的差异会导致实践效应也各不相同。其一，在“德法均衡型自治”情况下，自治线将自治框上下平分，德治与法治在此达成均衡，自律与他律原则同等发挥作用，德法兼治的治理成本较低，并产生了较大的实践效应，因而是理想的高效治理；其二，当自治框偏离自治线，在靠近德治的一边为“德主法辅型自治”，此时道德比法律的作用更大，自律多于他律，即古代中国礼高法低式的治理。反之，当治理结构趋于法治一边时为“法主德辅型自治”，法律较道德更重要，他律多于自律，即重法轻礼式的治理。后两者的治理成本都相对较高，因而其实践效应一般。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程度各异，因而适宜的治理类型也不相同，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封闭的传统山区更适合“德主法辅型自治”，而在沿海开放地区可能更适合“法主德辅型自治”。湖北京山注重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均衡效应，通过信访代理抑制违法上访，以善行积分来激励道德风尚，发挥正向约束与反向约束两方面的作用，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因而是相对高效的治理。如表1所示，综上三种治理形式在治理原则与主导治理方式上相互区别，由此产生了实践效应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