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宏观层面的系统GMM估计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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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内需不足的经济解释:基于性别比失衡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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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估计值；（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检验水平上具有显著性；（3）AR（1）和AR（2）对应残差自相关检验；（4）Sargan-Hansen检验报告的是P值。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本文在控制年份效应和省份效应的基础上，对模型（1）进行系统GMM估计，表3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在第1列中，模型只包含了人均消费支出的滞后一期项和人口性别比变量，而第2-4列则向模型引入控制变量，以重点考察人口性别比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我们发现，SarganHansen检验表明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模型残差的自相关检验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并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也满足了系统GMM估计的应用条件。而且，各变量的估计结果都比较稳健。人均消费支出的滞后一期项（LNC(-1）)的系数估计值约为0.801-0.843，并且均在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比较稳定。一个可能的背景是，由于我国就业、医疗、养老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以及教育、医疗、住房价格的上涨，使得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预期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了居民消费水平长期维持低位的现象。通胀率（CPI）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居民消费具有前瞻性的理性预期；失业率（UN）、人均年收入的对数值（LNINC）和平均受教育水平（EDU）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是，财政盈赤率（FISD）对居民消费支出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政府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替代性和互补性恰好相互抵消。而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人口性别比变量（SR），均在5%的置信区间上具有显著性，且符号为负，表明人口性别比上升的确会显著抑制人均消费支出，与前文理论分析结论一致。而且，SR的系数估计值约为0.15左右，这表明我国总人口性别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下降约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