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官员对新城建设的影响（人口流入流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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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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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内为城市聚类稳健性标准误，表中未列出常数项。（2）***、**、*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3）回归中变量做了上下0.5%的缩尾处理。

根据城市发展规律，城市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潜力同步才能有效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但现实中，大量新城建设在人口流出地、中小城市，而这种新城建设模式的转折点也出现在2008年（常晨、陆铭，2017）。有鉴于此，参考常晨和陆铭（2017）的做法，本文将2013年和2006年市辖区人口之差作为城市人口流入（流出）量，将人口流入量前25%的城市设定为人口净流入城市，剩余75%的城市列为人口净流出或人口流动较小的城市，表4的第（2）～（4）列和（5）～（7）列分别为人口流入地子样本和人口流出地子样本且以新城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的Poisson回归结果..（1.7）。首先，通过第（2）列和第（5）列对比发现，市委书记换届影响新城建设主要发生在人口流出地，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在于，在有限任期内，新上任官员通过经济的短期增长向上级展现其经济绩效，会利用土地相对丰裕的优势展开新城建设，而土地供给向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的偏向使其成为可能。模型4列示2006～2014年全样本的市委书记变更效应的估计系数，经计算得到的发生率比显示，人口流出地市委书记变更比任期内的市委书记开建新城的数量高出28.7%，而这一效应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2009～2014年子样本回归中，其发生率比显示该样本期间市委书记的变更效应带来的开建新城数量比任期内的市委书记多39.3%。其次，与变更效应一样，市委书记年龄对新城的影响效应也主要发生在人口流出地和2009～2014年的子样本回归中。通过计算，模型4中市委书记年龄（age）的发生率比为0.868，也即当市委书记年龄从53岁（75%分位数）下降到48岁（25%分位数），新城建设数量显著增加4.3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