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联邦机构对大学研究的资助 (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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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到“核心”——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发展中联邦政府角色之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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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罗杰·L·盖格.研究与相关知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204.

卫星事件引发了美国人对科技和教育发展政策的反思。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曾论断:“苏联在技术上的突破，正是因为苏联建立了能够培养苏联技术优势所需要的教育制度。”[15]多位学术界人士亦指责在原有联邦资助政策下大学承担了过多的军事应用性研究，而基础研究这一大学本职要务、创新之源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1950年，联邦对大学科研的资助额为1.4亿美元，其中60%拨给了从事军事研究项目的大学实验室；1953年，大学基础研究经费仅占大学研发总经费的43%。[16]于是联邦政府开始提升大学科学地位。1957年11月3日联邦政府创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residential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并任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基利安（James R.Killian Jr.）为机构主席，以彰显联邦政府对于大学学术之重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实行“基础研究理想”（the ideology of basic research）之科技政策。[17]1958年9月2日美国《国防教育法》孕育而生，进一步肯定了基础研究优先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剧增大学基础科研投入、国防奖学金投入等。[18]在该思想指导下，联邦政府各职能机构加大了对大学基础研究项目的资助（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