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考察亲社会行为的常用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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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作与信任三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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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PFC，背外侧前额叶；vl PFC，腹外侧前额叶；TPJ，颞顶联合区。

近十几年来，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发现个体决策并非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绝对理性经济行为，违背“理性人”假设的亲社会行为广泛存在（Cardador&Wrzesniewski，2015；FeldmanHall，2017；Rilling&Sanfey，2011；Stallen&Sanfey，2013）。例如，在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UG）中分配者的给予行为（Kahneman et al.，1986）、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中提议者采取相对公平的分配方案（Güth et al.，1982）、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game）和牡鹿射猎游戏（stag-hunt game）中的互惠合作行为（Bornstein，2003；Garrett，1968）、公共物品游戏（public good game）中的投入行为（Andreoni，1988）、信任游戏（trust game）中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以及受托者的回报行为（Berg，Dickhaut，&McCabe，1995）。这一系列博弈实验以简洁且有说服力的结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形成了系统性、强有力的反驳，也逐渐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人们为什么做出亲社会行为？其中，心理学研究者主要关注人们对亲社会与否主观感受的产生，以及基于这种感受所进行的后继决策行为。鉴于此，心理学研究者针对亲社会行为开展了大量行为和脑层面的研究（Lee&Harris，2013；Stallen&Sanfey，2013；Strang&Park，2016）。常用于研究亲社会行为的范式包括独裁者游戏、最后通牒游戏、信任游戏、囚徒困境、牡鹿射猎游戏以及公共物品游戏，它们被分别用于考察公平、合作与信任三种主要的亲社会行为（见表1、图1）。本文将基于这三种亲社会行为类型，对相关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