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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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生产成本与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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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表中第四列为系数γ0与γ1的检验结果，每个表格中第一行为γ0，第二行为γ1；第六列为系数θ0与θ1的检验结果，每个表格中第一行为θ0，第二行为θ1；S表示总体生产性服务业；S1表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S2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本文分别检验了总体生产性服务业与5类细分生产性服务业样本下生产成本与创新能力是否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而能深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效率的具体机制。表2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根据上图的中介效应判定步骤与方法，首先进行分析生产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可以看出，总体生产性服务业所对应的检验系数全部显著，表明生产成本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H1得到验证。同理可以看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S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S4）、“金融业”（S3）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S5）这4类细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关系中，制造业生产成本体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而对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S2），由于不显著，继续进行Sobel检验，得到Sobel检验的z值为-1.378。根据已有研究，由于该统计量与标准正态分布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保证检验效果，其5%的显著性水平对应的临界值应为0.97，而非通常的为1.96[23]，从而通过Sobel检验表明，此行业的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同样存在生产成本的中介效应。接着，对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总生产性服务业，还是5类细分行业，系数α0、δ0、θ0及θ1都是显著的，这表示总体生产性服务业及5类细分行业的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都体现出创新能力的部分中介效应。即表明制造业的创新能力的确是生产性服务FDI影响制造业效率的重要路径。由此，H2得以验证。不过受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列出各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但控制变量在各自的回归中均具有较好的显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