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制造业和服务业参与GVC与就业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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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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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列（1）—列（3）分别为模型（6）—模型（8）的回归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参与GVC分工不同指数对就业的影响显著不同。列（2）、列（3）中位置指数的系数分别为-0.58和-0.4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在GVC中位置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整体行业位置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就业需求分别降低0.58%与0.44%，这是因为GVC上游主要为生产率及技术较为先进的分工环节，越是向GVC上游攀升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少。在列（1）、列（2）回归结果中前向参与度系数分别为1.40和1.05且显著，说明中国前向参与度的提高能有效促进就业的增长，前向参与度的提高说明需要国内完成的前向生产环节越多，因而能拉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基于后向联系的参与度系数显著为负，后向参与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就业减少3.09%的较高水平，表明中国在生产过程中越多的使用国外进口中间品，越不利于就业的增加，这可能是由于进口中间品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替代作用，而这种替代作用超过了通过进口中间产品所能带来的劳动力增加数量。浅度GVC系数显著较高为3.29，说明简单GVC出口形式的增加对中国就业的带动作用较强，主要是因为简单GVC出口形式意味着在国内完成了大部分的生产阶段，增加值增值能力较强，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前向联系GVC复杂生产长度为0.56，说明通过将生产活动外包到国际生产分工网络对中国的劳动力就业的正向拉动相对较小。从控制变量来看，行业总产出、资本和研发投入均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