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后晋赦罪统计[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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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与法制:五代后晋的刑事立法、司法及其承启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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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奏疏详细剖析了赦罪之危害———教民为恶，这件奏疏也得到了高祖肯定。对于赦罪，以管仲为先驱的法家十分反对，理由是“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111]与之不同，儒家主张对“过误”等特殊情形，通过消灭国家刑罚执行权以达恤刑之理想，朱熹注解《论语》言:“过，失误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小者赦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112]对此沈家本评价:“管子之旨与孔子之言正相反，此王霸之分也。”[113]但不可否认，儒法两家都认为肆意扩大赦免对象范围的“滥赦”会带来极大危害，学者杨鸿烈指出滥赦几乎“将整个司法机关的权能破坏得干干净净，使善恶不分，社会的秩序扰乱”。[114]张允奏疏同样是反对滥赦。同年三月，中书舍人李详亦奏陈了滥赦之弊:“十年以来，赦令屡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荐论动踰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诸道主兵将校之外，节度州听奏朱记大将以上十人，他州止听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余但委本道量迁职名而已。”[115]奏疏也得到高祖批准。在此，李氏针对的是赦罪推恩功能之无限扩张。所以，对后晋这两件驳赦奏疏，元人马端临说得非常明白:“赦之为言，宥有罪之谓也。后来之赦，非独宥罪而已，又从而推恩焉。于是有罪者幸免，无功者超迁，刑赏俱失，皆由于赦，其无益而有害也明矣。”[116]明代邱浚也提出了类似观点。[117]也就是说，赦罪需严格控制对象范围，以在功能发挥上实现平衡，一方面需依儒家之恤刑精神施赦，一方面又不致产生滥赦的弊病。显然，后晋恐未能达至这种平衡，但这并不妨碍晋廷客观上恤刑理想之展示。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不少政治家、思想家认为赦并非善政，赦令数下，使为恶者猖獗有所恃，善良之辈则手足无措，但作为皇帝“以情变法”体恤下情的方式，赦始终没有废除。[118]最后需指出，驳赦奏疏的撰者之一张允，后来还受命参与审议编纂《大晋政统》事宜，史载其先后历仕梁唐晋汉四朝，任参军、掌书记、功曹、监察御史等多职，“幼学为儒”、为人刚介；[119]而另一撰者李详新旧五代史皆无传，但从其代为起草的诰词中有“闻名心惧”[120]（出自《礼记·杂记》）一语，至少说明对儒家经籍有所了解。而这又印证了后晋儒化官吏通过议法影响法制的一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