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后晋武人安重荣的两次司法[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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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与法制:五代后晋的刑事立法、司法及其承启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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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看到，后晋武人司法中恤刑的史料记载也不少，而并非绝对的武人行事“不能宣流德化”。[90]前述好杀的武人王建立，史载其晚年皈依佛门“戒杀慎狱，民稍安之”[91]，这是武人改滥刑为恤刑的例子。“军卒”出身的安彦威，在任后晋西京留守时遭遇饥荒，其“赈饥民，民有犯法，皆宽贷之，饥民爱之不忍去”；昭义节度使卢文进针对“将吏以凶狡相尚，言讼成风，数政不能治”的情形，“止鞫，其罪必诛之，其事渐息”，其评价为“武臣临事，洁身有断，当时少比”。[92]台湾学者黄源盛提醒，法史研究“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尤见其重要”，“要注意它们（指法规范）被落实的现象，而其实践面，最可靠的莫如判牍文书”。[93]史载，投笔从戎、为人朴厚的张希崇，在审览“郭氏养子争夺遗产”一案（该案“前后数政不能理，遂成疑狱”）时断云:“父在已离，母死不至。止称假子，孤二十年抚养之恩；倘曰亲儿，犯三千条悖逆之罪。颇为伤害名教，复敢理认田园!其生涯并付血裔，所讼人与朋奸者，委法官以律定刑”，结果“闻者服其明”。[94]以上这些，都是后晋武人司法严明、恤刑的案事例，有的甚至直接表露了儒化司法尊礼教、尚公平、重说理、求无讼等典型特质，而这无疑构成了与武人滥刑相对立的另一种司法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