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系统GMM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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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线性抑或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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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差值；AR（1）、AR（2）与Sargan检验输出结果为P值。

基于以上分析，运用STATA11.0软件对相关参数进行估计，具体的实证估计结果见表3所列，其显示了财政分权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Sargan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整体上该模型工具变量使用是有效的，未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表3报告滞后一期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回归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滞后一期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每增加1个单位，当期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将增加0.8~0.9个单位左右，但滞后二期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回归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可能会出现反复与短暂回调现象。模型（1）显示财政分权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回归估计系数为-1.84，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分权每增加1个单位，意味着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将降低1.84个单位，财政分权不利于改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验证了前文相应的研究假设，也进一步说明了理论层面和数据实证都支持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向相关关系的结论，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以及客观存在性。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财政分权体制虽然会激励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支出权，但面对短期“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压力，也会间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或支出偏好，造成地方政府难以实现科学技术供给上的优化配置，从而影响地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研究，或者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调整方向出现一定偏差。模型（2）添加财政分权平方项显示其回归估计系数为-3.08，在1%水平上显著，财政分权的回归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财政分权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呈现出一定倒“U”型关系，意味着财政分权存在一个最优值，在达到最优水平前，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将有利于改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反之超过最优水平时，会产生过度财政支出分权，意味着财政分权的提高将阻碍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并且可以进一步计算出模型（2）最优的财政分权为9.59/（2×3.08）=1.56，说明当财政分权程度达到1.56时，地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效应最优。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的原因可能是，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为增长而竞争”的地区竞争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短期的基础设施领域。随着国家全面启动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地方政府会秉持“向上负责”的态度，在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层面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各地区在支持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时，为了短期内提高地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或完成上级政府相应的政绩考核，可能存在财政科技投入行为上的竞相模仿，以实现地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趋同或赶超，在这种激励机制驱动下，地方政府并不会完全忽视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财政投入。因此，在“唯GDP论”驱使下各地区极易形成锦标赛式的标尺竞争，仅仅在上级政绩考核约束下“蜻蜓点水”式的形式支出，短期内地方财政投入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以往就会使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重视程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