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贸易自由化与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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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人口流动与地区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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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下方括号内为标准误。

贸易自由化影响犯罪率的人口流动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中第（1）和第（3）列是分别用外来人口比率和暂住人口比率衡量的人口流动情况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4）列是相应的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我们主要关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以外来人口还是暂住人口衡量的流动人口比率都显示流动人口比重的提升会推升犯罪率水平。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促使流动人口相较于本地居民无论是在收入还是福利待遇上都具有显著的差异，心理上和待遇上的差别导致流动人口进而提升了犯罪率水平。对比表6中第（2）和第（4）列与表3中第（2）列的主要解释变量地区贸易保护程度的系数与显著性，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因素后，地区贸易保护程度的系数绝对值变小，显著性水平也下降。结合表4的回归结果，这表明贸易自由化确实通过推动人口流动推升了我国犯罪率水平。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入的地区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动，而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部分流动人口面临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社会保障缺失，流动人口更加脆弱，从而提高犯罪倾向；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吸纳了更多的流动人口进入沿海开放地区，进一步加强了流动人口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效应，但开放地区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伴随的是低质量的城市化和制度的缺失并超过大城市的承载力，更多的人口为了有限的资源进行竞争，从而推升犯罪率。进一步观察交互项的系数，无论何种方式衡量的人口流动与地区贸易保护程度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存在人口流动影响贸易自由化与犯罪率关系的调节机制，在流动人口规模更大的地区，贸易自由化推升犯罪率的程度更高，这也进一步表明贸易自由化与人口流动影响犯罪率的交互机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