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主题及内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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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范式:基于对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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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特林等在其文章中对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及内容进行了总结（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变化。[27]第一，战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以及政府颁布的一些高等教育政策和相关法案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政策研究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其中，《为民主服务的高等教育: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是比较著名的政策研究报告，其目的是要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颁布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大学这一大的背景下，“研究高等教育在民主社会中的功能及其最佳实现方式”，而且尤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28]这是美国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社会问题，因此这一报告的出台及其对政策产生的影响使得高等教育研究彰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第二，战后高等教育面临着社会政治、经济、知识生产等多方面的变化，而每次大的变化都会促使高等教育研究重新思考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如克拉克·克尔在1963年出版的《大学的功用》一书开篇就讲道:“美国的大学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虽然维系着往昔，却正摆向另一个方向。”[29]据此，他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概念，十分形象而深刻地刻画了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大学的基本特征。这种关于高等教育现实和未来发展判断的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上还有很多。第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多学科研究逐渐进入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一些学科专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专家开始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美国社会学家伯顿·克拉克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其著名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专著，并主编了《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应该说，这些都是多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之作，为深入理解和认识高等教育问题打开了新的视野。但多学科介入高等教育研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失去其原有的现实导向、问题导向、行动导向等特质。“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等教育系主任、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凯勒在1985年发表了著名评论文章《不结果的树:高等教育研究之问题》，批评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脱离实际、回避解决重大实际问题、醉心于所谓科学定量方法、闭门造车、行文晦涩、重形式轻实质”[30]，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学科研究走向极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