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发展战略与储蓄率的跨国数据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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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高储蓄率之谜——一个新结构储蓄理论假说与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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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t值，下同。

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进一步地，我们从中国省际层面讨论中国是否存在储蓄率随着发展阶段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表10报告了估计结果。其中列（1）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基准进行估计，结果可见，代表发展阶段的人均GDP及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一次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为负，呈现出倒U型特征。这说明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我国各地的储蓄率也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与跨国分析的结果一致，这也意味着在发展早期阶段结构变迁产生的替代效应可能大于收入效应，但在后期阶段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在此基础上，列（2）和列（3）分别将发展战略平行项及其与人均GDP二次项交互的方式纳入模型，以检验发展战略对储蓄率产生的扭曲影响。其中列（2）以发展战略平行项纳入模型，估计结果发现，发展战略（TC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人均GDP一次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支持理论假说。列（3）以发展战略交互项纳入模型，估计结果发现，人均GD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人均GDP二次项与发展战略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该结果也与跨国分析的结果一致。在上述三种情景下，发展阶段与储蓄率均呈现倒U型特征，但与跨国分析结果不同的是，未考虑发展战略和考虑发展战略的情景，储蓄率的收敛趋势变化不大。且达到拐点时，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8%左右，而跨国部分为35%左右，足足高出二十几个百分点。这一估计结果与我国的现实比较贴近，即我国现阶段处于快速结构变迁的高经济增长阶段，也进一步说明本文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这意味着那些诟病中国高储蓄率的流行思潮忽视了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客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