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全样本居住变动与就业变动协同性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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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的协同机制研究——以北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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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变量在90%、95%、99%置信水平上显著。由于流动人口的年龄与收入、家庭人口数、留京时长、搬家前通勤时间、换工作前通勤时间均在99%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全样本模型不引入年龄。模型I和模型II中仅引入个体层级变量，分别对应只发生居住变动和就业变动的样

从居民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属性来看，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收入的差异没有带来显著的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差异。高学历群体的居住变动概率显著高于低学历群体，可能的原因是，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群体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而且对于自身居住环境的需求更新更快[40]，加之收入增长的速度较快，相对于低学历群体更有能力支付居住变动成本。从个体职业类型的稳定性上来看，在国有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其居住与就业变动的概率均更低。住房类型方面，已购房的流动人口发生居住或就业变动的概率更低。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流动人口迁居概率更高，但更换工作的概率更低，然而这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测度个体社会融入的变量中，在北京居住的时长与居住和就业变动概率均显著负相关，说明流动人口落脚于目的地城市越久，越容易建立相对稳定的居住和就业模式。通勤时间是影响流动人口做出居住或就业变动决策的重要因素，搬家前通勤时间与居住变动显著正相关，换工作前通勤时间与就业变动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