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不同时间区间细分样本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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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产业园区、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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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境外产业园区两轮拓进发展均直接受到国家层面战略的带动，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格局的变化也是影响了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重要因素（林拓和蔡永记，2018）。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一个关键分界点，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中国企业加大了海外投资的步伐，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戴利研和李震，2018）。因此，我们以2008年为分界点，细分时间区间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如表6列（19）-列（23）所示，境外产业园区总体上可以有效促进中国OFDI，其投资效应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存在明显差异性。在2008年前，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无法有效改善中国OFDI对制度质量的敏感性。本文认为可能存在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该时期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以技术水平较高和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为主要投资对象，而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尚未形成规模化，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投资吸引力较弱；二是在2003年至2008年间，境外产业园区数量上明显增加（图1），从开始建设到投入使用存在时间周期，投资效应的显现可能会存在滞后。在列（22）-列（23）中，境外产业园区可以显著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意味着2006年国家启动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所带来的投资的促进效应逐步凸显，而境外产业园区也有效弱化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敏感性。金融危机后，中国OFDI的结构更加多元化，在成本压力的推动下，逐渐从“获取技术型”向“成本效率型”转变（黄益平，2013；戴利研和李震，2018），但也更加注重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质量显著的调节境外产业园区的投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