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基础设施投资与家庭消费结构:使用滞后三期的基础设施变量》
注:括号内为城市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由于经济增长机制较为间接,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需要较长的反应时间才能影响居民消费,而前文采用了当期和滞后一期的基础设施变量进行回归,这种回归策略可能弱化了经济增长效应。对此,本文采用滞后三期的基础设施变量回归,给予基础设施充分的作用时间,以捕捉经济增长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挤出家庭用品、医疗保健类消费,仅仅挤入交通通信类消费,对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居住、杂项均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滞后三期的基础设施变量不但没有表现出新增的挤入效应,而且不再挤入居住、杂项类消费,总体而言,挤入效应变弱。这些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挤入消费的主要机制是放松消费约束,而非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的变化可能是经济增长效应较弱的一个原因。方福前[40]指出,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但1996年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倾斜,2004年又向企业倾斜,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从1995年至2012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13.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0.7%,增长率的差距导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84.1%降低至2012年的60.5%。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现实导致可支配收入增长较慢,因而弱化了基础设施投资挤入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
图表编号 | XD00188691500 严禁用于非法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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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时间 | 2020.11.05 |
作者 | 李涛、胡菁芯、冉光和 |
绘制单位 |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
更多格式 | 高清、无水印(增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