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国际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的高被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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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文献的知识可视化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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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道路交通事故领域经典文献进行统计，见表2，表中50%的文献为事故统计报告或者事故分析报告，这也说明道路交通事故的研究需要真实事故数据的支撑。同时，图6给出了道路安全研究领域的文献共被引密度聚类图。图6中被聚为同一类的文献往往具有类似的主题，密度越大的点代表了该文献的共被引频次越高。图5将道路交通事故文献共被引网络分为3类。其中，类别1包括了研究道路交通事故伤亡程度、死亡风险的文献。例如，Elizabeth Kopits等[16]通过估算1963—199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道路交通事故死亡风险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并在最后预测到2020年交通事故死亡率和机动车库存量。Michel Bedard[17]使用了美国致命事故报告系统中的自行车碰撞数据，确定了对驾驶员死亡风险贡献度较高的变量。Peter T.Savolainen[18]通过对机动车损伤严重程度的统计分析，总结了有关降低机动车碰撞造成伤害的严重程度的研究进展以及一些思路。类别2包括了研究驾驶员行为的文献。例如，Reason[19]等通过向驾驶员发放问卷，研究发现了违规、高危险性错误和无害的操作失误都与驾驶员不同的心理调节机制有关。Parker等[20]基于Reason研究的基础，对1 600多名驾驶员进行问卷调查，验证了Reason得出的结论，并且发现事故责任是由违法行为作为导向，而不是由犯错误或失误造成。Elander等[21]研究发现驾驶技巧和驾驶风格的方面似乎都会导致碰撞风险。Turker Ozkan等[22]研究了驾驶员行为调查问卷（DBQ）的三因素结构（严重违规、普通违规、操作失误）的适用性，并针对不同国家作了评估，结果表明，驾驶风格调节了交通文化与事故数量之间的关系。类别3包括了研究驾驶员人格特质对交通事故影响的文献。例如，Pal Ulleberg等[23]试图整合人格特质方法和社会认知方法对驾驶员的冒险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格特质与风险驾驶行为的关系是通过态度来调节的。Hilde iversen[24]为了确定风险行为和影响交通事故的决定因素，抽取部分挪威司机代表样本完成问卷，研究发现，驾驶员态度和风险行为的变化与年龄和性别有关。